云南是世界茶叶原产地之一。茶于云南，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日常存在；茶于云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种植存在；茶于云南，是地方史宏大叙事中的组成部分。

茶叶生长在地球上一个带状区域，从印度上阿萨姆向东延到缅甸、泰国北部，中国西南部。但茶叶的种植最早在中国。传说神农氏尝百草，用于解毒的植物即是茶。在汉代之前，即有茶叶消费行为。

据《本草求精》《随息饮食谱》记载，这片叶子能治疗吐风痰、暑秽、干霍乱、痢疾，具有消食的功效。在有史记载的一千多年间，云南的茶叶源源不断地供应着川渝、藏区、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生活所需。

为了马帮运输的方便，云南的茶紧压后制成了团茶、饼茶、砖茶，以集散地命名统称普洱茶。普洱茶成为藏区日常必需；成为出口俄、英、日等国的物产；在清朝成为贡茶，满足着清帝国宫廷所需。

一个国度的历史，需要文献来佐证；一个物产的历史，需要文献来记录。与南方的安徽、福建相比，云南的茶在历史上缺少文化的传播与记录。公元8世纪的盛唐，饮茶消费已风靡市井，陆羽著有茶百科全书《茶经》，成为中国茶文化第一人。但陆羽的《茶经》中遗漏了云南普洱茶。想是情有可原，唐朝对南诏为羁縻性质，天宝之乱后，南诏与唐敌对、陷于战事多年，陆羽未将普洱茶纳入《茶经》或是时代原因，亦可理解。

云南茶叶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晚唐的樊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烹而饮之”。仅短短二十多字，今日茶文化研究者读起，仍不胜唏嘘。

茶产业的发展需要文化传播、支撑。

云南的茶历史和茶文化的传播有着什么样的状貌？我们已不得而知。所幸，近百年来云南关于茶的历史文献，有茶文化研究者在默默奉献。

郭红军先生编著的《云南近代茶史经眼录》，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郭红军从事茶研究20余年，为云南省茶业协会（驻会）副会长，他在中文核心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万字，编著出版《黑茶通史：兼记民国茶事》《云南近代茶史经眼录》。

《云南近代茶史经眼录》辑录了1840——1949年间有关云南茶政、茶法、茶务、茶论等方面的罕见史料。全书分为中外著作、海关报告及贸易统计、省内刊物、茶业文集、茶文化藏品赏析五编，内容涉及云南近代茶业产、制、销各个环节，是一部研究云南近代茶史不可或缺的工具书。这部史诗般的云南茶史文献，辑纳了云南一百年有关茶叶的一手历史文献。书厚重，承载的历史亦厚重。

茶的贸易在云南的历史中有重要地位，两千多年来，云南茶业贸易跨亚洲、相互连接，勾连起南亚、东南亚的经济贸易网络。一条走了两千多年的国际贸易通道以“茶”命名为茶马古道。

在辑录文献中，我们知道了普洱茶的国际贸易史——早在1857年【俄】阿.科尔萨克著的《俄中商贸关系史述》就有普洱茶出口贸易的描述，“有一种可以从它上面采摘的叶子的特殊茶树，被称作‘普洱’或‘普洱茶’，运往俄国的茶叶有来自云南生产的普洱茶……普洱茶在中国很受欢迎，主要享用它的是朝廷”。书中还辑纳了19世纪末，普洱茶茶饼出口销往欧洲的海关记录。在此书中辑录的海关报告，仅1890年由蒙自海关出口到越南及销到香港的普洱茶就有一千四百余担。而普洱茶作为贡奉清朝廷的茶叶，每年均有进贡。在书中辑有《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在1925年故宫清点中，提及普洱茶库存即有6项，其中清点到有半屋子用木箱装盛的普洱茶。可见清宫对普洱茶的用量不小。

在抗战时期，振兴茶政、加大对西南茶区的开发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思路，一是争取外汇支持抗战，二是扩展国茶销俄，三是增加国茶销往英国。振兴云南茶政的诸多思路、政策和实业公司办厂的资料，均在书中有所辑录，从中可以看到云南茶政百年的历史细节。

文献辑纳文献中，尚有茶之趣事。普洱茶中有一种紧压茶叫沱茶，沱茶之名来源有趣。此茶在清光绪二十年间由大理人杨老板试制紧压茶，畅销四川沱江、叙府（宜宾）一带，故而得“沱茶”之名。

和茶有关的是茶馆。在抗战时期，昆明作为大后方，茶馆众多，在1941年左右统计有350余家。茶馆有清饮茶馆、播音茶馆、清唱茶馆、说书茶馆之分，是当时人们娱乐的公共聚集地，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

书中还辑录了1930年—1942年茶叶商号账簿、信函等史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资料。

读毕此书，便读懂了云南茶的历史。

从事文献辑纳是个坐冷板凳的活，它是为学术研究者们提供基础性的材料，是一件为他人作嫁衣的事。郭红军坐了20年冷板凳，以一介民间布衣之力，做了一项于云南、于茶史研究、于云南地方史大有裨益的事。

茶产业的发展需要茶文化的推动，茶文化的研究需要文献为支撑。这部由民间自发的云南百年茶史文献意义非凡。因为有文献，后世的我们知道了云南茶业的历史。（作者 龚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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