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在元朝蒙古大军的铁蹄肆虐下，宋朝灭亡。宋茶风流也随着王朝的消散，走入了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的永恒记忆。之后，由蒙古贵族组建的大元帝国横扫欧亚大陆，雄霸天下。

比起宋人的清饮点茶，他们更喜欢的是茶中加奶，再下点盐和酥油，这样既可以诠释蒙古人的草原属性，又可解腻去膻，一举两得。

当然，对蒙古人的饮食方式，赶跑他们的明太祖朱元璋并不感冒。

作为一位中原“农民天子”，朱元璋还是十分欣赏宋朝留下的诸多文化。可惜，唐宋以来“贡茶”“斗茶”引发的经济负担和对茶农的压迫，却不是百废待兴之际的初代大明王朝所能承受的。

明太祖半身像

于是，像宋朝皇帝当年颁诏监制团茶一样，明太祖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也下令“罢造龙团”，改以散叶茶进贡。如此，自唐宋以来人们遵循的“煎茶”“点茶”之法通通不再适用。相应的，因“煎茶”“点茶”需要发明的茶碾、罗合等，也成了“历史文物”。

没了繁复的品茗程序，用茶壶瀹煮，再分杯饮之，也就成了明代茶人最重要的品茗方式。

由于茗茶清饮的方式变得更加简洁，明朝人喝茶，比以往各个朝代都更注重茶体本质。

因此，明代的茶匠们纷纷将目光集中到了茶叶贮存器皿的制作中。

与饼茶相比，明代的芽茶在制作工艺上属于杀青后的散茶，更容易受潮。合适的贮茶器皿，显然是明代茶业革新的“重头大戏”。

关于贮茶之法，明代戏曲家屠隆曾在《考槃余事》中详细记述了具体步骤：“先于清明时收买箬叶,拣其最青者,预焙极燥,以竹丝编之,每四片编为一块,听用”，再买宜兴出产的“大罂”，最好是那种能装下十斤茶的，洗干净烘干后备用。然后再将事先处理过的茶叶放入瓷罂中，盖上箬叶片，并以六七层烘干的宣纸封口即可。

有了这种茶具后，明朝人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独到的“品茗”智慧。

遵循宋朝士大夫流传下来的“天人合一”品茗思想，明朝士人也认为喝茶能令自己的心境变得豁达，返璞归真。

当然，要达到真正的茶道豁达，除了延续宋代茶艺提倡的“自然美”外，明代饱学之士以为，“环境美”也必不可少，也就是品茗人所处的环境要与品茗人的心态相辅相成。

这一点，明代宗室茶学家、宁王朱权认为最好的品茗方式是“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煽，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

明·文征明《惠山茶会图卷》局部

正所谓“器随人变”，明代人提倡的品茗与环境二元合一的思想，也深深刻入了其他茶具的设计理念中。

在正式品茗前，洗茶成了明代品茗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明人洗茶和如今类似，也是以热水沃茶，目的是为了洗去茶垢以及贮存茶茗时，因空间因素 沾染上的“寒气”。所以，明代专用洗茶工具“茶洗”，多以砂土烧制，分上下两层。上层置密漏，下层为实心圆盆。

洗茶时，通过热水的涤荡，茶叶的污垢会随水流经由上层的出水孔流到下层，达到茶叶与污垢分离的目的。同时，茶叶经过第一轮热水的冲泡洗礼后，全身舒展开来，更易于后续的冲泡入味。

也正是因为品茗方式的变更，除了加入贮茶罂外，明代茶器的革新，多数集中在茶盏和茶壶两种器具上。

比起风靡一时的建窑黑釉盏，明朝人更喜欢小且甜白的茶盏。这是因为冲泡方式改变后，明代的散茶冲泡呈现黄白色茶汤的缘故。

所以，自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很快成为大明天下的茶具“王者”，深受明朝各大阶层的追捧。

明代青花瓷茶碗。图源：图虫创意

永乐盛世后，明代的制瓷茶具又迎来了一次更大的革新。

据说，当年明成祖打下南京后，担心建文帝没死，曾派郑和多次率领船队出海，查访侄子下落，交游诸国。

结果，建文帝没找到，郑和下西洋却打开了东方文化与周边各国交流的“新世界大门”。

当时，除中国有先进的制瓷工业外，诸如中亚伊朗等国，也都在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中，学会了在瓷器中添加珐琅质，使器皿变得更加璀璨夺目的“料彩”技术。通过海上贸易，这种技术为大明所掌握，并融入瓷质茶器加工中，使明代后期逐渐出现了“五彩瓷”“斗彩瓷”等画工精细，造型繁多的茶具。

不过，这些琳琅满目的茶具，却不是明代士大夫们的“心头好”。作为文人领袖之一，明朝士人文震亨指出，茶壶的材质，应“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在造型方面，“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及半升，足为适可”。

因此，除景德镇白瓷外，阳羡（今江苏宜兴）出产的紫砂壶也风靡一时。

但很少有人知道，盛产紫砂壶的宜兴，自古以来就是“贡茶”的生产基地。早在唐代，与陆羽齐名的卢仝就曾言“天子不饮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品茗论道的精神，为紫砂壶的问世，提前打上了茶道文化的基础。

在这些传世的珍宝中，供春紫砂壶无疑是明代紫砂壶界公认的“精品”。

相传，供春曾为唐伯虎友人、宜兴进士吴颐山家的书童。吴颐山入仕前，曾就读于宜兴金沙寺（今宜兴湖㳇镇银湖村）。利用主人“给使之暇”，供春在寺中与金沙僧研讨紫砂制壶之法，并加以改造，使原来更注重实用性的紫砂壶，更具艺术文化气息。

供春壶。图源：图虫创意

受同时代“心学”的影响，当时文人们对于一切奇形怪状之物皆有独特的审美。世人认为的“丑极”，有时候也可以是遵从自己内心的“美极”。因此，根据社会风尚，供春以金沙寺旁大银杏树的树瘿为器物形状，直接打造了一把紫砂壶。由于此壶烧制之后实用的气密性与艺术的古朴并存，故十分受到当时文人的认可。

文人爱喝茶，谈笑间，紫砂壶便成了明代士人人手必备的绝佳玩物。

供春之后，明末的紫砂壶界又出现了“壶家妙手称三大”的盛况。所谓“三大”，即紫砂壶工艺大师时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三人。在《阳羡茗壶系》中，明末的紫砂壶评论家周高起称：“明代良陶让一时”！

他认为，与其他两人相比，时大彬所制紫砂壶，是明末紫砂壶工艺巅峰的最佳体现。

由此，伴随紫砂壶制艺的加速升级，至明末，“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

可惜，紫砂壶茶具的精益求精，与明末文人的思想碰撞，却无法挽救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

在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紫禁城之际，崇祯皇帝没有听从大臣南迁之计，誓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最终，怀着对先祖的无限愧疚，他吊死在煤山之上，成全了明朝君王最后的骨气。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政府长期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直接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萌芽。

于是，从前与商品经济发展的明代饮茶、制茶业，也随着时间的流逝，保持着原有不变的状态。

器物是一个时代的风貌。在这样的背景下，茶器自然无法“返俗为雅”。

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清朝统治者普遍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景仰和重视。因此，淡雅品茗，仍是清朝普世传承的一种饮茶方式。

品茗的成本不断下降，也最终促进了喝茶习惯走向世俗。茶馆、茶肆、茶档随处可见，只要你身上有几块铜板，吟诗作对、饮茶会友，亦或是高谈阔论，八卦周边，任君选择。

清代茶文化的民间传播，自然也引起了茶具业大型生产下，完成工艺调和的更新与改进。

针对全天下的热饮品茗习惯，在明代的基础上，清代率先推出了容量各大，保温性更强的茶壶桶。

茶壶桶内壁包以棉质或丝织质面料，桶壁上开有流口，可将装满热茶的茶壶放入桶内，将壶嘴对准茶壶桶的流口，盖上盖子，在一定时间被维持茶壶中热茶的温度。

如此，即便是寒冬腊月，暖暖的清茶，也足以慰藉清朝百姓一整个冬季。

如果说，茶壶桶的出现，只是清代茶器制业的小小变化，那么“三才杯”的风靡，显然已经改变了清代及以后人们喝茶的习惯和传统。

清乾隆款粉彩金地莲蝠盖碗，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图源：图虫创意

“三才杯”，也就是盖碗。从蜀地兴起之时，人们就赋予其“天地人”三者合一的自然哲理。而“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的三位一体，又给了闲暇的京城贵族、士人们附庸风雅的想象空间。

于是，伴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从前自蜀地独有的盖碗茶文化，瞬间风靡全国，变成京圈人士的标配。

正所谓“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简简单单的粗茶淡饭，足以描绘天子脚下的一番安静祥和。

不过，在追求扬名的君主们面前，康乾盛世，朗朗乾坤，若不能诏示海外，威震四方，岂非笑我华夏无人？

故而，在饮茶习俗风靡全国之际，借助海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营造盛世的清朝统治者，将茶叶和茶具运销海外。

清代粉彩纹章系列外销瓷。图源：图虫创意

据学者孙机考证，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远销欧洲的瓷器达3亿件。数据显示，仅在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中国有2500万至3000万件的瓷器订单。

海外贸易产生的暴利，既给中国的盛世带来更大的物质基础，也为欧洲的流行文化提供丰富的遐想空间。

17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最爱穿中国丝绸，用中国瓷器，使欧洲各国贵族不断效仿。路易十四的宫廷生活十分奢靡，他常在凡尔赛宫设宴酬宾，精美的中国瓷器给法国皇室撑足了面子。

而在同时期的英国，中国茶叶、茶器的远销，引发了欧洲下午茶文化的兴起，短短一百年间，在贵族们的带领下，英国茶叶进口量与过去同比暴涨2.5万倍，创历史新高。

如此，在大量茶多酚与咖啡碱的刺激下，英国上下为之一振。工人的生产和工作效率快速提高，致使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

强大的国力促使英国不再满足于现状，一轮伴随着争夺茶叶、茶具等各项资源的海上争霸逐渐拉开帷幕。

然而，此时的大清，却还在盛世的催化下，酣睡梦中。

继明代紫砂壶技艺的突破，紫砂壶到了清代，成了皇帝与士大夫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据故宫博物院公布，宜兴紫砂壶在康、雍、乾三代均享有与御用官窑同等的地位。喜欢艺术的乾隆皇帝，更是品评把玩紫砂壶的皇室高手。而在民间，继时大彬之后，紫砂壶界又出现了“海外竞求鸣远蝶”的一代制壶大师陈鸣远。

或许是受早年供春制壶的启发，他每次创作作品时都特意加入了花果、竹节、树枝等元素，赋予紫砂壶、茶盏等一应茶具，一物一景、格物致知的意境与心境，使之与自然融为一体，有了“灵魂”。

清·陈鸣远制莲型银配壶，现藏于苏州博物馆。图源：图虫创意

与明代紫砂壶纯素色不同，清代的紫砂壶开始有意识地题字，使紫砂壶更具文玩气息。而为鸣远壶题字的，却非陈鸣远本人。

通过宜兴同乡、“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的介绍，陈鸣远与当时江浙名士查慎行、汪文柏、王士祯等人均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陈鸣远整日与文人谈笑风生，除制壶技艺更加遵循自然，崇尚哲理外，通过圈层的熏陶，陈鸣远也找到了他制壶路上的灵魂伴侣——曹廉让。

在给好友题字造壶之前，曹廉让便以工于书法著称江南。清代画家禹之鼎在画完《王士祯放鹇图》时，便立即邀请其为此画题跋，可见此人在书法领域上的成就。

通过与陈鸣远的合作，曹廉让刻木三分的字迹成了辨认鸣远壶真假的唯一标准。二人的合作无间，也成就了一番紫砂壶造艺史上的传奇。

不过，在如何制出更富含艺术细胞的紫砂壶问题上，陈曼生却有着与陈鸣远不同的考量。

作为一位见证过清朝由盛转衰的书画家，陈曼生不是制壶匠人，他的作品通常需要制壶艺人杨彭年提前制坯。但小小的曼生壶，却隐含着大大的哲理，使把玩之人不至于堕入玩物丧志的怪圈，以致荒废终身。

在陈曼生的操刀设计下，每一只曼生壶均具有独特的空间张力，让品者能感受其中“书诗画”三位一体的风韵内涵。

曼生壶。图源：图虫创意

可惜，陈曼生的“好意”，终究还是被世人所辜负了。

在精神持续自我麻醉间，曾被中国茶叶勾走了灵魂的英国人卷土重来。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成就，他们贸然闯入了东方世界，发动了鸦片战争。

受战争引发的连锁影响，中国短暂沉沦了。茶器与茶道，恍惚一瞬间成了京圈纨绔子弟醉生梦死的“帮凶”。

然而，喝茶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在更多喜茶人士，如林则徐、严复、鲁迅、闻一多等带动下，中国人相继睁开了眼睛，挺直了脊梁，直面过去，心存善念。

今天，依靠千年茶文化的熏陶，中国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成就大国之典范。

这背后，除了古人凝聚了千年的智慧外，更少不了每一枚带有时间痕迹和温度的茶具。

因为茶与茶器的关系，正如灵与肉，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沈建荣：《中国茶具百科》，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韩其楼：《紫砂壶全书》，华龄出版社，2006

马晓俐：《多维视角下的英国茶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盛卓亚、陶敏宁：《明代文人“器物观”对紫砂茶具风格流变的影响》，《中国陶瓷工业》，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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