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大家解读的一本书是《茶叶大盗》副标题是 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作者是萨拉·罗斯。萨拉·罗斯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和记者，也是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这本《茶叶大盗》是萨拉·罗斯涉足文学和史学创作的处女作。这是因为这本书大获成功，使她获得美国纽约文学基金会的资助和奖励，从此走上专业作家的职业道路。这本书的英文原名直译成中文名是《中国茶英国是如何盗窃这种全世界最畅销的饮品并由此改变历史的》名字虽然长了一些，却能更准确地反映出这本书的主题。

那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派出商业间谍盗窃了中国的茶叶生产技术，由此改变了世界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历史。所谓茶叶大盗就是那个为英国偷茶叶种子和技术的间谍。为了讲好茶叶大盗的故事，本书行文纵贯东西方，涉及到东印度公司、园艺协会、洋行等诸多机构，三教九流，各种人物轮番出场，故事发生的场景在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来回切换。林林总总的人与事，构成复杂的网络，煞是好看。

故事要从西方人如何认识中国茶讲起，早在英国入侵东方之前，葡萄牙才是最早与东亚国家直接贸易的西欧国家，他从明朝末年开始就赖在澳门不走了。从明代中国人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饮茶，开始理解茶叶的价值。于是在17世纪60年代，葡萄牙的凯瑟琳公主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也把茶叶当成嫁妆带了过去。从此，饮茶作为英国王室新近流行起来的行为艺术，受到上流社会的热捧，并迅速下沉到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当然，饮茶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上流社会的行为艺术，直到20世纪，伦敦都不能说是一个整洁卫生的城市，甚至连基本的下水系统都不完善。伦敦街头污水横流，垃圾成灾，疾病流行，但是茶叶却一定要用开水冲泡才能饮用，这可着实拯救了很多英国老百姓的身体健康。

此外，茶叶中富含茶氨酸和咖啡因，具有醒脑提神、缓解疲劳等功效。更不用说，英国人习惯在饮茶时加入牛奶和食糖，硬是把茶饮料变成了一种极好的食品。所有这些都使得茶叶成为英国人最喜欢的饮品。消费额甚至超过了啤酒和咖啡。反映在海关统计数据上，就是英国人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一半是茶叶。根据当时英国财政部的估计，每年对华茶叶贸易产值数十亿英镑，相当于今天的数千亿美元之多，其利润占到英国经济总量的10%。英国政府从茶叶进口中所征收的关税，加上对国内市场所征收的茶叶消费税，竟然占到了英国政府全年税收总额的10%。英国人想，既然茶叶贸易这么赚钱，如果能种出自己的茶叶，利润岂不更加丰厚？一旦英国人种出自己的茶，从此不用再为进口中国茶而支付硬通货，甚至取代中国茶而称霸世界茶叶市场。仅此一项就将为大英帝国带来取之不竭的财源。那么谁能当此大任呢？

英国政府觉得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合适。东印度公司曾经垄断对华贸易上百年，从茶叶贸易中赚取的利润占了他对华贸易所有利润的半壁江山，他不上谁上呢？早在1815年，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就发现了当地产的茶叶。随后东印度公司投资数百万英镑建设了500英亩种植园，开始实验种植当地茶叶。公司预期，一旦实验成功，印度殖民地每出产一公斤的茶叶，就可以在伦敦卖到六英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0美元。但是事愿为印度本土产的阿萨姆红茶在口味上远远不能与中国茶相匹敌，市场根本不买账。在连续实验几年失败后，东印度公司被迫放弃了自主研发印度土产茶叶的计划，开始转向技术引进。东印度公司从广州口岸走私了大量中国茶种子，到印度殖民地试种，这回实验的结果远远好于之前，在阿萨姆茶园种植生长出来的中国茶。拿到伦敦去，经过茶叶鉴定师们的品鉴，确实香气扑鼻，比之前的印度产红茶好到不知哪里去了，但在口感上却依然无法与中国原装进口的上好茶叶相匹敌。原来，中国上等好茶的原产地是安徽黄山和福建武夷山，而广州远离这些地方，中国的茶叶买办商人们也远离茶叶生产链条。英国人从广州的中国买办商人那里既无法获得上等茶叶的种子或者茶树，也无从探知茶叶生产的具体技术和工序。

于是在1848年出东印度公司制定出了一个商业间谍计划，决定物色合适的茶叶大盗化装潜入中国盗取中国最好的茶种，学习中国最先进的茶叶制作知识，那么这个茶叶大盗是谁呢？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苏格兰植物学家。名叫罗伯特福钧。罗伯特福钧出身于苏格兰的下等阶级，也并没有接受过任何植物学科班训练，但却靠着十几年如一日在植物园里苦干实干，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植物学家。早在1842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选拔福钧潜入中国寻访奇珍异草。福钧不负所望，在中国一潜伏就是整整三年九死一生。根据福钧撰写的回忆录，在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中，最危险的一次遭遇是从中国内地搭乘一艘运送棺材的船去广州，却在路上发生了疟疾几乎病死。福钧蜷缩在自己用棺材板拼凑成的床上，祈祷水手们不要把他丢到江里去。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当航船行驶到珠江口时，又遭到当地海盗的袭击。情势危急似乎在劫难逃，船上的中国水手们都已经绝望了。然而福钧勉强爬起来，用自己的手枪吓退了一整船的中国海盗。我们无从考证这是事实还是福钧在重病当中产生的幻觉，但这并不妨碍福钧把这些所谓的经历写进书里出版卖钱。这就是他于1847年回国后不久出版的《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这本书记录了福钧在华潜伏期间的各种见闻，领教见识过的各色人等，为英语世界的公众打开了一扇认识神秘中国的窗户，一时间倒也小有名气。

当然，福钧的本职工作还是植物学。在华潜伏三年多的时光里福钧采集的中国植物样本超过15000种，其中比较珍贵的包括迎春花、荷包、牡丹、白紫藤、玫瑰、金桔、中国蒲葵等等。其中中国蒲葵还被当做生日献礼进贡给了维多利亚女王。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为成为茶叶大盗而生的。1848年5月，东印度公司与福钧正式签署雇佣合同，东印度公司承担福钧出入中国的各项花费。在中国执行任务期间，福钧采集到的所有其他植物的产权都归福钧所有。福钧的报酬高达年薪500英镑。而福钧所承担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搜集中国最好的茶叶和制茶技术。为此，他要竭尽所能进入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乔装打扮，巧言令色，骗取当地人的信任，带回数以千计的茶树苗、成千上万颗茶种，外加高度专业化的中国茶叶种植加工技术。只有成功获得所有这些东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种植园项目才能顺利启动。1848年9月，罗伯特福钧乘船来到上海公共租界。上海的英国央行动员各种资源配合福钧的行动。中国买办们利用当地的社会关系，为福钧弄了一个少数民族达官显贵的身份作为掩护，给福钧弄了身清朝官服，还有足以乱真的假辫子，为福钧剃发易服，甚至还给福钧找了一位货真价实的清朝武举人做贴身护卫。这位武举人此前也做过朝廷高官的护卫，还获得过一面官府颁发的令旗，有了这面令旗，其福钧的间谍团队几乎可以在半个中国横着走了。

而福钧间谍团队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浙江杭州。原来早在1842年，福钧第一次进入中国潜伏的时候，他就了解到，中国极品绿茶的原产地是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极品红茶的原产地则是福建武夷山。考虑到季节和地理交通条件，福钧计划将他的间谍行动拆分成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个阶段中，福钧将首先进入浙江和安徽两省茶叶产区，这两个地方交通相对便利，民风相对开放，便于他去猎取中国最好的绿茶。此后，在来年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他将冒险长途跋涉数百英里，进入到此前西方人从未进入过的福建武夷山区，却猎取中国最好的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红茶。

1848年十月份，身穿清朝官服的福钧终于来到了杭州城外一座绿茶加工厂，以清朝官员的身份假装视察这家工厂，正式在这里通过福钧的观察和记录，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享誉世界的中国茶叶是如何制成的，具体要经历哪几道加工流程。根据福钧的记录，这些生产工序依次是采摘、晒青、炒青。免揉直到最后成品分类。所谓晒青，晒太阳的晒，竹叶青的青，就是采摘新鲜茶叶，并放置于硕大的簸箕当中，在阳光下暴晒一到两个小时。如果将阳光比喻成沸腾的开水，那么在阳光下暴晒茶叶就好像把茶叶丢进沸水中烹煮一样，因此这道工序也叫做烹煮茶叶。

接下来是炒青，炒菜的炒。也就是将晒干的茶叶，放进一口巨大的平底锅中爆炒，猛烈搅拌着这些干脆的茶叶。一刻不停地翻动着，茶叶中的细胞壁因此而分解，叶片中的汁液随之朝表面渗透，茶叶因而变得湿润起来。再往下就进入到了名为碾揉的工序。人们将炒青之后的茶叶全部倾倒在一张桌子上，工人围在桌子边上，用手中的竹筒来回碾压炒青之后的茶叶，将茶叶叶片中所蕴含的精油挤向表面。炒青之后，湿润的茶叶就这样被搅干。此时茶叶与刚采摘来时相比，只剩下1/4的分量了。经过碾揉之后，还要再次重复炒青和捏揉的工序，直到成品完成，最后将成品按照品质归类，工人们围坐在一张长条桌旁精细挑选，根据不同的品相分门别类。根据福钧的记载，红茶的制作流程大致与绿茶相仿，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红茶多了一道所谓发酵的流程。制作绿茶时，只需要首先将新鲜茶叶暴晒一两个小时即可，但是在制作红茶时，却必须要在阳光之下暴晒12个小时，使茶叶萎谢凋零，尽卷起来并渗出汁液，再将汁液搅拌均匀。所得混合物留作接下来的加工工序之用。尽管红茶的这道制作工序号称发酵，然而就化学意义而言，根本就没有生成任何酵母菌，整道工序中也并未产生任何微生物。因此更确切地说，红茶是被氧化或催熟而成的。

福钧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在制作绿茶时，中国工厂习惯加入石膏粉和普鲁士蓝这两种化学原料。普鲁士蓝是一种有毒氰化物，石膏粉也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毒药，长期使用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头痛、暴躁易怒、头昏眼花，甚至会导致孕妇流产，令婴儿、孩童无法茁壮成长。福钧估计，中国的制茶工厂每制作50公斤茶叶就混杂超过200克的石膏粉和普鲁士蓝儿，这么做只是为了让茶叶看起来更好看，闻起来更香。我们不知道福钧所言是确有其事，还是英国人为了打击商业对手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但是所谓石膏粉和普鲁士蓝的说法，我们只在福钧的记录里看到过。但不管怎么说，当福君完成间谍任务回到欧洲之后，在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将所谓中国绿茶中混入有毒染料的丑闻揭发出来，言之凿凿。以此来论证英国自行种植加工茶叶的合理性，并决定性地改变了英国公众饮茶的口味偏好，从此英国人只喝红茶。

在离开杭州后，福钧于1848年11月份潜入中国极品绿茶的主要产地安徽黄山。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盗取了13000株茶树幼苗和1万颗茶种。所有的茶树幼苗都放置于沃德箱中，全部茶种混入防腐剂，然后用袋子密封装好，由福钧亲自护送到上海，再通过海路运往英属印度殖民地。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沃德箱，他是19世纪英国植物学家纳撒尼尔沃德发明的玻璃装置。沃德发现，只要将植物种植在密封的透明玻璃箱中，在经常日照的情况下，哪怕没有水，哪怕外界环境如何恶劣都可以一直存活下去。其原理是，在阳光照射之下，密封玻璃箱中的植物利用土壤里的湿气与二氧化碳混合，发生光合作用，在夜间释放出氧气，其挥发出的水蒸汽在夜晚冷空气的作用下凝结于玻璃罩上，逐渐形成水珠并滴回土壤中湿润土壤，这样，氧气和水将几乎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而种植在密封玻璃容器中的植物就能有效的长期存活。沃德箱的发明从技术上解决了远距离移植植物的问题。如果没有沃德箱，即便福钧成功盗取了中国茶的种子或者茶树，要想漂洋过海将它们健康地运到印度，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有了沃德箱盗取中国茶的计划，就有了技术支持了。

在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间谍工作之后，福钧稍事休整，他踏实过了个新年，然后就立刻投入到第二阶段的间谍工作中。这次的目标是福建武夷山区的红茶。1849年五月份，福钧从浙江宁波启程，两个月之后来到福建武夷山。此时正是采摘茶叶的季节。每年四月份到十月份，武夷山区的采茶女工每隔十天就要把山区的每一株茶树都采摘一遍，而且只能采摘茶树最顶端的叶子，因为只有每株茶树的每根树枝顶端所生的两片最柔嫩醇香的叶片才能用于制茶。一名娴熟的采茶工人每天只能采下4.5公斤左右的绿叶。而当这些新鲜茶叶采摘下来之后，就按照刚才所讲述的工艺流程制作成茶叶成品。

福钧还记录了所谓的正确饮茶方式分成四部分，分别是烧水、准备茶杯、加入干燥的茶叶以及饮用。福钧特别强调了烧水的重要性，水不光要烧热，还必须烧开，但又不能烧开太久。如果是用煮过头的水来冲泡茶叶，喝起来就像喝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另外，茶叶在其制作、保存和运输的过程中，难免混入各种杂质、灰尘甚至昆虫等不速之客也有可能随意地爬进茶叶堆里。因此第一杯茶一定要倒掉。当然记录中国的茶道只是福钧的副业。他在武夷山区活动的重点目标是茶叶之王大红袍。武夷山区最早的原生大红袍神树，每隔一季就会吐出450克左右的新芽，由这些新芽所制作出来的大红袍成品茶旅旅在茶叶市场上创下最高单价纪录。30克源生神树大红袍的售价往往可以达到数千美元，真是比黄金还珍贵。好在大红袍茶树是无性繁殖，只要将一根枝条割下来，弯曲着插进土里，稍加栽培，就可以长成新树，而且新长出来的大红袍茶树可以获得其母体的直系遗传副本。通过无性繁殖而生的大红袍茶树，在沧海桑田之间，渐渐遍布于整个武夷山区。于是，福钧从武夷山盗取了数百株大红袍树苗，又采集了数千根树枝，将它们弯曲压入沃德箱内的土壤中，进行无性繁殖。福钧就是这样兢兢业业、不知疲倦地为大英帝国工作者，似乎从不觉得这样肆无忌惮的间谍行为有何不妥，直到福钧完成任务，即将辞别武夷山的时候，他的信念。才开始发生了一丝动摇。

武夷山当地有座寺庙，专门看护大红袍神树。这所寺庙的方丈一直以为福钧是朝廷官员，在夫君临走之前，送给了他几株珍贵的茶树和茶花。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这些全新的茶树和茶花品种还一无所知。而另外一座寺庙的高僧大德看到这段时间福钧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以为福钧是一位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好官，闻听福钧要走特地赶来送行，一见面就倒地叩拜。这一刻，夫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福钧在日记里回忆道，一时间，他羞愧难当差点因重心不稳而摔倒在地。但总的来说，福钧在武夷山区的间谍工作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垄断世界市场200年的中国茶叶的秘密被福军完全盗取。到了1849年秋天，福钧终于完成了第二阶段间谍任务，启程返回了上海。整个间谍团队押运着福钧的宝贝沃德箱，满载而归。然而，刚刚回到上海，正是踌躇满志地福钧，却被东印度公司给他的一封书信打击到了谷底。这封东印度公司来信告诉福钧，她的第一阶段工作前功尽弃，头一批安徽黄山绿茶树种运往印度殖民地的行动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整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早在1848年12月，夫君便将这批绿茶树种装在沃德香河密封袋中，亲自押送到了上海。但直到第二年的一月份，这批树苗和树种才从香港启程运往印度加尔各答。当这批珍贵树种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已经是3月23日。然而加尔各答还不是目的地。东印度公司为这批树种准备的种植园是远在印度殖民地的西北部边疆，那里是与阿富汗接壤的兴都库什山区。1849年4月12日，这些满载树种的沃德箱来到一座内陆城市，距离最终目的地还有一半的路程。但就在那里一名当地政府的高级官员出于无知，打开了那些原本应该一直封闭的玻璃箱，装模作样清点确认了每个沃德箱中植物的生存情况，然后向上级报告说，里面的植物一切完好。这个举动破坏了沃德箱的密闭性，结果当这些沃德箱最终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情况变得惨不忍睹，13000株树苗中仅有1000株还活着，在采取了一系列亡羊补牢的措施之后，最后仅有80株健康存活。相比之下，茶种的情况更加糟糕，实验以彻底失败告终，没有一颗种子能发出芽来。

看着眼前的这封书信，福钧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嘴唇发白。可以想象，没有比这更残酷的打击了。但在这个关键时刻，福钧展示出了一位优秀植物学家兼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间谍的基本素质。他很快振作起来，找到了反败为胜的办法。福钧找来上海手艺最好的玻璃工匠，制作出规格为1.2米宽、1.8米高的巨大沃德箱，将它第二阶段间谍工作中采集的全部树苗和树种尽数栽培于这些巨型沃德箱中。创造性地发明了在沃德箱中培育植物的新方法。在此之前，沃德箱只是用来存储成熟植物确保它们活着抵达目的地，而福钧却将沃德箱改装成了植物发育生长的微型生态系统，在沃德箱底的土层中植入种子，在沃德箱内部的光合作用下发育生长为成熟的植物。当这些巨型沃德箱海运到印度加尔各答港时，在上海播下的种子经过两个月的海上航行，竟然已经成长发芽了。福钧的实验成功，众人欢声雷动。这些最珍贵的红茶树种已经具备了自我成长的能力，外力不能轻易摧残他们致死了。福钧还通过上海的洋行买办，雇佣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中国制茶技工，伪装成普通的契约工人，混过清政府的海关检查顺利出境，与他盗取的武夷山大红袍树苗一道乘船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最终，这成千上万株大红袍幼苗，就在这些宽1.2米，高1.8米的玻璃箱中，连同这批经验丰富的中国技工，被一同运送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大吉岭的茶叶种植园，经过与当地红茶树种选育、杂交，历经几代的静心培育，最终成为享誉全世界的大吉岭红茶。大吉岭红茶拥有独一无二的口感，花香扑鼻，醇厚甜美。它将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在全球市场上击败称霸全球200年之久的中国茶，成为新科世界茶叶之王。到这里，这本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也就进入尾声了。

回过头去看，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争夺世界茶叶市场，派出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秘密潜入中国，盗取中国茶叶的秘密。在洋行买办的协助下，福钧化妆清朝官员奔走于长江流域和武夷山区，盗取了当地珍贵的茶种和树苗，刺探到中国茶的制作工艺流程，一起带回了印度殖民地。后来东印度公司雇佣了一批中国制茶师傅，在印度阿萨姆邦的茶叶种植园里完成了新茶叶的选育和制作过程，这便是驰名世界的大吉岭红茶。从此，在世界茶叶市场中，英国茶决定性地击败了中国茶。这本书基本脱胎于茶叶大盗福钧本人的报告、书信和回忆录。然而，间谍活动的特殊性使得福钧留下的文献资料难以获得其他史料的证实。尽管作者萨拉·罗斯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似乎也很难弥补这一缺憾。但是，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证明，福钧本人的茶叶大盗行径大获成功，福钧从武夷山区盗回的大红袍茶种确实造就了日后驰名世界的大吉岭红茶，这一点是可以通过现代植物学追根溯源确定无疑。大吉岭红茶也不负英国人所望，确实在国际市场上击败了中国茶，为英国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立下了奇功。

至此，这本书就解读完了，感谢大家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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