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唐至宋，我国的茶叶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茶业作为一种行业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当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唐代的“茶税”到宋代的“榷茶”，茶利收入逐渐演变成宋代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茶法变革的背景分析及影响《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薪口并置场榷茶。”
宋代榷茶，即茶的专卖制实施，可追溯到宋太祖时期。太祖乾德二年年八月，禁止吴越、南唐等地茶商渡江到北方卖茶，以此保证北宋财利、货币不致南流，太祖还对私自买茶和走私的茶商施以重罚，官吏私自贸易更是罪加一等，最重者处以死刑。可见，宋代官府榷茶应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正式确立。北宋统一南方后，榷茶制度推行至整个东南地区。
北宋中央政府为了维护其茶业垄断利益，不仅制订了一系列配套禁令，还设置了一些专门的管理机构，六榷货务和十三山场就是其中重要的机构。
六榷货务的所在地均为“要会之地”，是重要的交通区域，也是茶叶的大集散地。这里的官员集中控制各地的茶叶，并允许它们在全国各地销售。这就切断了茶商与茶农之间的直接联系，由政府充当其中介，保证了北宋中央政府对茶叶利润的垄断。
淮南产茶区建立了13个山地农场，茶农被称为“园林户”，全部由指定的山地农场管理。官府通过这些山场控制园户的茶货，以政府资本的渗入切断园户们与商业资本的联系，以此维持对茶利的垄断局面。茶商们若想获得十三山场的茶货，必须先到京师输送金帛之类的规定物品，然后方可得到茶引凭证，到指定的山场获取茶叶，再进行贩卖。
二、茶法的几次主要变革自宋太祖时期实行榷茶法之后，就利益的分割问题，官府、商人与园户之间不断展开斗争，斗争的激化又迫使宋政府多次改变茶法。
太宗淳化三年，实行了贴射法，也就是通商法。此法规定商人从产茶地区的官场算买，这样既节省了运费，又使得茶商可以买到新茶，政府设置的榷货务或茶场都不得干涉交易。这项茶法是监察御史薛向和秘书压刘式共同提出的，之所以要更改，就是因为原来的榷茶法存在着很大缺陷，如“茶陈恶，商贾少利，岁课不登”等。
这一次的茶法变更，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施行通商后不久，由于西北边区的军防事务巫需粮草供应，北宋政府只好恢复榷货务，再次要求茶商须“西北入粟，给交引”，可谓第二次茶法变更。
紧接着，交引法开始大范围实行。所谓交引法，就是指茶商先到西北边区输送粮草或者其他财货，以换得交引，之后持交引再到京师榷货务获取规定份额的报酬，即根据运送到边境粮草的价格，折成三分，“一分支见钱，一分折犀象杂货，一分折茶”。
凡实行交引法的目的，在于鼓励商人到西北边防地区援以粮草，这就使得政府除了偿付粮草的价格加运费之外，还要额外支出一定的财物作为报酬，即所谓的“加饶”，或称之“加抬”、“虚估”，这些因素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入中价格。茶商们通过“价抬”获得巨额利润，东南地区的茶利几乎被富商大贾所包揽。
后来，由于西北边区战事停息，罢兵撤防，对粮草需求锐减，而官给交引虚钱未改，交引停积，之前商旅所得到的茶引，实则已无茶可换，交引愈贱，官府和茶商均无利可图，旧的交引法遂不可行。真宗景德二年年，朝廷诏任命李溥为制置江浙、淮南、荆湖茶盐矾兼都大发运使，监督这项新茶法的执行。这是第四次茶法更改，也是一次对交引法的改良。
但是很显然，这一次也仅是改良，而并非彻底的改革，主要是根据茶叶销售地的空间距离，对入值数和可换取茶叶数额做了有区别的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引法不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的问题。
这项茶法在刚开始实行的头两年还略见成效，茶税上涨达十倍之多，之后不久，其弊端就逐渐显现出来。主要原因在于朝廷发出的茶引数量过多，与全国产茶区的实际产茶数量不相匹配。这就导致了茶商购买了茶引之后，却仍然兑换不到相应的茶货，茶引又一次陷入贱价出卖的尴尬境地，此后，便导致交引法的大坏。
仁宗天圣元年，废除交引法，改行贴射法。这一茶法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大商从中左右茶叶市场，限制私售，而令商人与园户自相贸易，官府从中收取利息。这不但使得茶叶贸易又重新被市场的需求所决定，而且官府坐收渔利，扫除了以前“加抬、虚估”之弊，对于国家财政显然是有利的。
然而这一措施损害了一部分大商的利益，使他们失去了获得暴利的途径，于是大商们“怨谤蜂起”，贴射法又不得不终止实行。
仁宗天圣三年年十一月，宣布罢行贴射法，实行三说法，这是第六次茶法变更。“官复给本钱市茶，而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宜优之”。与之前的贴射法和交引法相比，官府的市茶数额大为减少，从而使得大商人和交引铺再次有利可图。不过，三说法的实行也重蹈了太宗淳化年间所引起的弊端，茶引的价值愈下低贱。
《宋史》记载：“祖宗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络。”
到北宋末年，宋徽宗执政的崇宁至政和时期，是宋代茶法发生变更较大的阶段。崇宁元年年，时任右仆射的蔡京上言反对通商法，他主要以通商法损害朝廷利益为理由，要求变更茶法。宋徽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遂命蔡京在全国复行榷茶法。但到崇宁四年年，又废除了官榷。
北宋最后一次的茶法变更，就是著名的“政和茶法”。这次茶法变更以加强国家管理为主，增设了诸如都茶务等机构，严峻立法，将园户随地土所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加强监管，以避免走失课税。这项茶法融合了宋初以来的榷茶法和通商法，在管理制度上更加完备和严密，保证了茶叶市场有序竞争的同时，使国家得到更多的茶利。
“政和茶法”对南宋茶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榷茶制度也有启迪作用。蔡京主政，在十年内数次变更茶法，总体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从政和二年年到政和六年年期间，共收息一千万络，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千六百余斤。
这种立足于为国家争利的茶法，当然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不过其增加的茶课收入乃是以增价为代价得到的，由此也造成了茶价的猛涨，就连产茶区的人们，也只能食用高价的茶了。
三、茶法变革中重要人物的作用《宋会要辑稿》记载：“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买，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今不易，公私便之。”
到南宋时期，继续实行“政和茶法”，并有了进一步发展。“政和茶法”在南宋的东南地区是继续得到落实的。高宗建炎初年，朝廷在真州印制钞引，用于交易东南地区的茶和盐。同时，设置榷货务，管理各项专门事务。榷货务中又置有茶场，专门管理茶引和茶息。
产茶区设置合同场，专门管理茶货。东南产茶区的茶叶产量并不如川峡各路，然而东南地区所获得的茶利却比川峡各路要高，说明朝廷对东南地区茶利的征收力度，要超过川峡各路。
南宋政府想方设法增加茶利的收入，不加节制地发放茶引，甚至强迫商人购买，同时又毫不顾及茶园产茶额多少，用政治手段强迫园户们卖茶，有的园户因不堪重负不得不卖掉茶园，却仍要交纳茶利，使得茶农度日弥艰。
由于茶价的高涨，茶税的增收，一方面导致私茶贩运现象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政府的茶禁也就越来越严。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等，最终激化了官民矛盾，演变成波及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的起义。
结语从唐到宋，中国的茶品，无论是在种植和制作，还是在品饮艺术和风尚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正所谓“盛于唐而精于宋”，在宋人看来，茶与其它生活用品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参考文献：[1]《续资治通鉴长编》
[2]《宋史》
[3]《宋会要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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