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幕：救亡图存（1900-1925）
七、觉醒：第一批赴日学茶的青年
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茶叶科学技术，才能挽回利权，换回外汇。
光绪后期，已有福州商人至印度学习制茶的零星记载。但官派学生出国学习制茶技术，则始于民国初年。
1913年，一个名叫朱文精的云南会泽青年，登上了赴日留学的轮船。与他同行的，还有宜良人陈洪畴。
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日本学习茶科的学生。
同期赴日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熊庆来。但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年轻人未来会如何。朱文精立下“实业救国”的宏愿，在日本静冈县农商省制茶部，系统学习了茶树栽培、病虫害防治以及各类茶的制作方法，包括红茶制造法。
在他之后，1919年，浙江才派出后来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和著名种植专家葛敬应。朱文精是真正的先行者。
八、政界的推动：唐继尧、由云龙、华封祝的远见
1918年，朱文精学成归国。
此时，云南督军兼省长是唐继尧。这位主政云南十余年的风云人物，对实业发展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视。他接见朱文精后，“嘉许”其宏愿，当即决定委以重任。
1919年，在唐继尧的支持下，云南省长公署决定从两方面入手实施茶业改良计划：一是在省会或滇越铁路沿线附近宜茶地点开办茶业试验场，以新技术试行栽培；二是开办茶业实习所，为改良全省茶业培养人才。
同年5月，朱文精开始筹办茶业实习所。12月，云南省长公署正式任命他为茶叶实习所所长，陈洪畴为技术员兼宜良茶叶试验场场长。
1920年，宜良茶叶试验场成立，茶业实习所正式招生。学员由各产茶县选送——这是云南茶业职业教育的开端。
这里必须特别提到几位政界人物：
唐继尧——作为最高决策者，他为朱文精提供了最根本的支持。没有他的“嘉许”和委任，朱文精的宏愿只能是纸上谈兵。在朱文精主持茶业实习所期间，唐继尧多次到场为学生讲话，殷切之词，溢于言表；多次为实习所解决实际问题。
实习所的学生，都是由各产茶县推选学校毕业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青少年，同时要交每年85元学费。朱文精教过的这三个班，学员都是云南省实业厅发文到各县，催促各县选送生员，但每期生员都不够，选送都不及时。除实业厅发文催促外，唐继尧亲自发文，要各县按期选送，否则要按律惩处。学生毕业后，也是政府发文，要各县成立制茶所，或实习所，广为传播，传授制茶知识和技术。
但有的县呈文，没有选送生员是因为财政实在困难，拿不出学生的学费，由此可见一斑，当时是何其艰难！
如果不是实在困难，省政府催促，甚至省长要惩罚，各县还会如此拖延塞责吗？为一个生员的85元的公家学费，被省长问责，完全不值当。省政府如果不体谅各县的实际困难，能轻饶了这些地方官员？还用得着省长亲自发文督促？
从另一面可以看出，当时政府多想把云南茶叶发展好，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思；当时的地方政府财政多么凋敝，民生多么艰难。
每当读到这段历史，就有一种压抑感，一种无力感浸满心头，大家都知道应该这么做，也想要这么做，只有这么做茶叶才有出路，但当时条件不允许，实在难以做到（1939年中茶公司开始大量制作滇红出口，同样是先办教育，先培训人才）。云南的茶产业就是这样在先辈的不懈努力，不懈奋斗中从泥泞中一步步走来。
1925年朱文精病故后，唐继尧矜恤三个月薪俸，亲批墓地，给予了云南现代茶叶先驱高规格的身后哀荣。
由云龙——这位曾任云南省教育司司长、代理省长的学者型官员，一直关注云南茶业发展。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茶业教育的制度化建设，为朱文精的实习所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华封祝——时任云南实业厅厅长，是朱文精的直接上司。他对朱文精的工作“称赞有加”，多次在公文中肯定其贡献。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朱文精的茶业改良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这些政界人物的共同推动，构成了云南茶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没有他们的远见与担当，就不会有朱文精的实习所，不会有三个班的学生，不会有后来的何进雄，也不会有1938年冯绍裘脚下的那片试验场。
九、兴学：云南第一个茶业实习所
朱文精“自承办以来，热心任事，教授学科，则尽心讲解，教授实习即以身作则，勤慎将事，从未偷安片刻”。“身兼司、管、教，事事躬亲”。
他教授的课程，涵盖茶叶生产、制作、销售全领域：
茶业历史、茶业地理、茶业概论
茶地选择及整理法、茶种培养法、茶树栽培法
绿茶制造法、红茶制造法
茶叶贮藏、茶叶配合包装法、茶品检查法、茶叶贩卖术
这是云南历史上第一次有官方机构系统教授红茶制作技术。
实习所先后培养毕业学生3个班，为近代云南茶业输送了第一批掌握新式技术的人才。
十、超前：机械制茶厂的蓝图
1920年10月，在深入了解云南茶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朱文精与陈洪畴共同拟写了《开办制茶工厂计画书》，对经费作了详细概算。
他们明确提出：要“利用机械，因世界之趋势改良制造，讲求包装，销售各地”。
他们选定的建厂地点是——勐海。理由是：“猛（勐）海产茶最多，约占3000余担”，且人口多、人工费低、薪炭费低。
按照规划，制茶厂需购买萎凋机、蒸热机、打叶机、揉捻机、解块机、干燥机、装箱机、压榨机、原动机等设备，约需经费42000元。建成后每日可出茶1500斤，半年可出产30万斤，获利约75000元。
这份计划书论证充分、切实可行。但因当时云南地方财力所限，未能付诸实施。
二十年后，抗战爆发，云南中茶公司在勐海创建佛海茶厂，与朱文精当年的设想不谋而合。历史证明了他的独到眼光和超前谋划。
十一、试验：第一片模范茶园
茶园是茶业的根本。1922年9月，云南实业司为进一步发展茶业，也为了方便实习所学生实习，准备在省城昆明附近创办模范茶园，派朱文精会同查勘相宜地点。
经过多方实地查勘，1923年4月，朱文精代表茶业实习所签下协议，以每年80元的租金，租下军需局位于昆明大麻苴村牧野山的土地。
1924年1月，大麻苴模范茶园正式开办。茶园离昆明约20里，土质适宜植茶，附近十里铺所产“十里香茶”一向是云南名茶。一年后，模范茶园先后栽种茶秧80亩10万余株。
1928年，模范茶园被云南建设厅命名为第一茶业试验场。
十二、认可：上海评审的“底子都好”
1922年11月，朱文精将实习所焙制的5种茶样送交实业司，转送上海总商会延请专家评定。
担任上海总商会展览会茶叶审查员的胡德馨、陈翊周、谢蓉斋三位茶业专家，在详细查验品评后，联合出具了报告书。报告书记载：5份茶样，合红茶1份，绿茶4份。
专家们的总体评价是：“茶叶的底子都好”。
这是云南新法制茶第一次在全国性平台上获得专业认可。那1份“红茶”，就是朱文精教授的红茶制造法的产物——是现代工艺意义上的红茶。
十三、以身许茶，志在必成，为国捐躯
1924年12月10日，为进一步扩大宜良茶业试验场的规模，朱文精在整理苗圃后到宜良宝洪山调查土质气候，为推广种茶作准备。
时值冬季，当一行人走到山顶时，天气骤变，朱文精突然身体不适。回到家中后，身体仍时寒时热，四肢无力，但他仍然坚持授课。
至1925年1月15日，病势加重，卧病不起。
1925年1月29日，朱文精因染瘴与世长辞，年仅30多岁。
他因公病故后，竟因家贫装埋无资，年幼的儿子朱成功肯请矜恤三个月薪俸以装敛，其学生联名呈报肯请在大麻苴批一穴墓地安葬。
唐继尧省长一一肯准，并亲批：“由司妥酌核办，期底于成”。
查实业司文件，茶业实习所第一班费银16400元，第二班预算4272元，两班费银即20672元，还未记宜良，大麻苴等模范茶园开支，朱文精经手几万银元，而身后装埋无资，可见其清正廉洁！
1920-1925年，朱文精的薪俸在当时是100银元/月，考之同样留学日本（1902年），同样办教育的同时期的鲁迅先生的工资，1924年，鲁迅在北师大教书，全年到手的工资是1095元。当时北洋政府欠薪确实非常严重，鲁迅名义上的月薪是300银圆（加上360元年功加俸，全年应得约4000元），但由于常年拖欠，他实际拿到手的只有这个数。朱文精每月薪俸是100元，每年1200元，从1920年到1925年5月，薪俸总额应领4900元。当时1银圆购买力很强，1923-1924年，鲁迅买下北京阜成门内一套四合院，总价也仅约 800-1000 银圆，以朱文精的薪俸，可以在北京，在鲁迅家旁边买下五套四合院，而因公病逝后，何以竟致装埋无资？
1925年1月第30期实业公报：《（实业司）令本司总务科科员曾耀（第五号；一月十九日）》文：“所长承办茶园，志在必成，不敢存五日京兆之心，徒事敷衍。自十二年六月奉发经费，至今半年有余，仅敢请领一年经常，临时费；购种二次，事前不敢张皇，借垫巨金事必，始行呈报”。
按此文，朱所长未领取经常临时经费500元，自己借垫430元，还有128元房地租无款支付，闸塘需150元，农具需50元。算起来仅此文就垫付930元，以朱所长志在必成之心，他把可在北京买四合院的薪俸，用在了茶业实习所和茶场、茶园上，以致身后竟装埋无资，由政府矜恤薪俸！
朱文精创造了云南乃至中国茶史上的数个“第一”：第一个官派留日学茶的学生、第一个茶业职业教育机构的创办者、第一个系统规划机械制茶的人。
朱文精先生是因公殉职，为国捐躯，清廉正直，以其人品、能力，其付出、其贡献，先生其人其志，百年后亦是我辈楷模！
他的学生——三个班九十名多名有志青年，奔赴于云南各茶区。其中一个学生何进雄，回乡后创办茶厂，制作红茶，销往昆明、香港、缅甸等地，见载于《临沧县志》，也可稍慰先生之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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